zel祖籍浙江紹興，在血統上與魯迅先生為本家。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周慶為周氏遷紹始祖周茂之曾孫，字德芳，贈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監察御史。歿后與妻合葬紹興破塘殷家塢山麓。從周慶到zel共歷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zel以國民黨軍政部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傳抗日的名義赴皖南視察新四軍，順便去了一次家鄉紹興。他在瞻仰祖屋時，親筆在《老八房祭簿》上續寫譜系，凡14條，共248字，有關他本人的一條如下：“恩來，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孫，云門公長孫，懋臣長子，出繼簪臣公為子，生于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屬于紹興寶佑橋周氏的一個支房。

　　在歷史上，紹興乃物華天寶、人文薈萃之地。zel所屬的寶佑橋周氏，僅在清代就出過兩位進士、五位舉人。在五位舉人中，有四位是zel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堯、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點是有外出當師爺的傳統，推崇一種“溫、良、恭、儉、讓”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發達。元明以降，全國師爺大多出自紹興，故有所謂“無紹不成衙”的說法。師爺雖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卻在中國行政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古代科舉出身的官員，上到六部顯秩，下到知府縣令，多數人僅通曉詩書禮樂等一般知識，所以一旦接觸實際政治，特別是碰到刑名、錢谷等專業知識便顯得力不從心。這就為掌握專門知識的師爺們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舞臺。

　　紹興師爺子承父業，家學源遠流長，世家子弟寫公文信函簡練得體，言談舉止不溫不火，律令法規、成例前案爛熟于胸，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在行，更兼熟悉政壇掌故、民間習俗，所以最能應付場面，為主官排擾解難。師爺還是聯系官與吏的紐帶，許多事情吏可瞞官，但不可瞞師爺，因而師爺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隨時注意疏通關節，由此可見師爺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學家陳幾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紹興當知縣，文中說到，天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師爺全出自紹興，師爺的父兄教化好了，他們就可以教化好師爺，從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間，河南巡撫田文鏡很受朝廷賞識，河南官場中人人都說他依賴一位名叫鄔思道的紹興師爺，以致雍正帝在批復田文鏡的奏折時也隨便問鄔先生好，對鄔師爺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贊賞。

　　zel的祖父周攀龍在清咸豐年間跟隨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并在此定居下來。zel回憶說：“我的家庭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淮安周家的紹興氣氛是很濃的，所以zel總是強調自己“原籍紹興” 。對師爺的思維方式、工作特點、生活習俗等，zel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會議上說：“我們沒有土地，為什么說是封建家庭呢？過去紹興人靠什么為生？一靠土地，二靠當紹興師爺。師爺很厲害的，給縣官出主意的，現在叫‘秘書’。縣官都用兩個師爺，一個管收稅，多數是滄州師爺（滄州師爺也是由紹興遷到滄州定居的），一個管判案子，多數是紹興師爺，都可以剝削人。”另據zel的秘書馬列回憶，zel曾向他們介紹過師爺的工作方法：為主官準備材料齊而全，并提出幾種處理方案，供主官選擇。

    家族傳統猶如一個“文化場”，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多少都會受到它的影響。在zel身上，我們不難看出家族前輩某些群體性格的影子，如謙恭有禮、勤懇謹慎、精明干練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懷等。zel的堂伯父周和鼐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為人生歸宿。他1907年做江蘇巡撫陳夔龍的總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軍李純處當主任秘書。zel與他的交往頗為密切。周和鼐的長孫周爾流說：“我們周家是個受儒教影響比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為清末舉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經濟上給七伯（即zel）一定的影響和支持，這都是肯定的。”

　　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zel的行事風格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興趣。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在研究zel時有一個困惑不解的問題，即為什么zel“在中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領導中，他一貫地幫助別人升到頂端，而自己卻拒絕這頂桂冠”。的確，zel投身革命后，從來沒有謀求{zg}領導地位的愿望，盡管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機會。他一貫能夠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專業知識為新的{lx}所器重，成為{lx}的一個有價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zel這種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識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與他的家族文化習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連。zel在談及與mzd的關系時多次表示：“mzx是搞戰略的，我只能搞點戰術，當助手是否當得好，還沒有把握。”這雖是自謙之詞，但也反映了他甘當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傳統，家庭生活對zel思想性格的影響也不可小視。他自己回憶說：“我出生后……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zel的父親周貽能早年曾向舅舅魯小和學做師爺，但未學成。他后來長期奔波在外，謀一些小差事，一個月的工資從未超過二十元。因此，zel是在濃厚的母教氛圍中長大的。他以后在回憶早年經歷時說過：“母教的過分仁慈和禮讓，對我的性格是有影響的，缺少那種野性。”

　　zel雖然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輩已經衰落，家中的進益甚至不能維持生活。從六歲開始，他就隨兩位母親一次又一次地搬遷漂泊，而且家中的變故也尤為劇烈。在九歲到十歲間，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帶著兩個弟弟在族人的幫助和接濟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zel說：“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金沖及先生主編的《zel傳》還披露了一個細節：少年zel在家中墻上貼一張紙，按封建家庭的習俗，“把親戚們的生日、死期都記下來。到時候還要借錢送禮。東家西家都要去，還要到處磕頭。”幼承家計的經歷使zel積累了一定的辦事和協調能力，同時也培養了他柔中帶剛、愈挫愈奮的心理品質。明乎此，有助于我們理解zel后來成為國務活動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隨伯父周貽庚到東北求學的zel，常常被濃烈的懷鄉思親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開求學時的一篇作文中寫道：“余幼失怙恃，依于從父，津遼七載，所系夢寐者，亦僅思瞻我鄉土，樂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難遂愿。”有年除夕，同學們大多回家了，他的這種感情更難抑制，悲慨躍然紙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團聚時耶？余也何如父母雙亡，北堂久不聞喚子之聲。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讀蓼莪之章，便已悲慨無垠。矧茲今夕，尤令人淚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詩經·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詩，語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等。翻閱zel的旅日日記，懷鄉思親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想起來這個年，我們家里可以說是極難堪了，東西南北，分散各處。比著說，還是我處境稍優呢。撫心自問，我實在是不安，翻來覆去，也睡不著了。”

　　zel對家族倫理情感的強烈渴求，在求學過程中便轉換成為身邊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說：“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獸草木之自為生活，要必有賴于公眾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他在學校甘于奉獻，凡力所能及之事，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仿佛“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別人視之為愚，但自己“覺倍有樂趣存于中”。從南開中學畢業時，《同學錄》對他作了這樣一段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于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與“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種謙抑虛受的品性。他從不鋒芒畢露，而是事事處處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張瑞峰、常策歐等發起成立“敬業樂群會”，大家公認他出力最多，但zel卻堅持推舉張瑞峰擔任會長。1916年初，他在送給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同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早年zel志向遠大，但在對待名利上卻展現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懷。

　　當然，一個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響之外，還受到廣泛的社會生活實踐的影響。所以，盡管zel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溫情，但后來長期的政治生活又錘煉和豐富了他的性格結構。mzd曾以“虎氣”和“猴氣”自喻，而日本學者梨本佑平認為“鷹和鴿的極為不同的雙重性格”潛伏在zel的體內，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禮和恰如其分的溫和迷住了任何一個見他的人，但他有時也是“尖銳嚴厲的”。從總體上看，mzd、zel都是剛柔相濟之人，mzd剛中帶柔，而zel柔中帶韌，這正是他們在互補互濟中成就巨大功業的性格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