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在準確、通順的基礎上，把一種語言信息轉變成另一種語言信息的行為。翻譯是將一種相對陌生的表達方式，轉換成相對熟悉的表達方式的過程。其內容有語言、文字、圖形、符號的翻譯。其中，在甲語和乙語中，“翻”是指的這兩種語言的轉換，即先把一句甲語轉換為一句乙語，然后再把一句乙語轉換為甲語；“譯”是指這兩種語言轉換的過程，把甲語轉換成乙語，在譯成當地語言的文字中，進而明白乙語的含義。二者構成了一般意義上的翻譯，讓更多人了解其他語言的含義。

中國文學翻譯方法論回顧

　　鄭海凌在其專著《文學翻譯學》里指出：文學翻譯是藝術化的翻譯，是譯者對原作的思想內容與藝術風格的審美的把握，是用另一種文學語言恰如其分地完整地再現原作的藝術形象和藝術風格，使譯文讀者得到與原文讀者相同的啟發、感動和美的享受。他把藝術性定位為文學翻譯的本質屬性，把原作的藝術形象作為文學翻譯的主要對象。在我國翻譯界一向都存在料學派”和藝術派”之分。主張翻譯是科學的，一般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翻譯。實際上，文學翻譯不是單純的科學，也不可能只講藝術，文學翻譯的本質應該是科學性和藝術性的辯正統一。

　　1995年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提出：自古以來的翻譯策略可以分成歸化和異化兩大類。異化法以源語文化為歸宿，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原文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歸化法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譯者向目的語靠攏，采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我國的文學翻譯研究，其實早就討論到這兩種翻譯方法，只是所用名稱有所不同。

　　嚴復翻譯天演論》時提出了譯事三難”一一信、達、雅。信，就是要求忠實于原文；達，就是讓人能懂，表達通順；雅，就是語言要美。這成為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翻譯研究的一個中心議題。林語堂提出了翻譯的三大標準:忠實，通順，審美。與信達雅”一脈相承，沒有什么新意。在翻譯過程中，重達”和雅”，就會傾向于使譯文向譯入語靠攏，于是遵循歸化說”重信”，則為遵循異化說”。嚴復翻譯天演論》，則是極盡歸化”之能事，他不僅用地道的古漢語來翻譯，而且邊譯邊議。

　　20世紀50年，傅雷在高老頭》譯本序中提出了神似說”：‘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同時，他又說：我并不是說原文的句法就wq可以不管，在最1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翻譯家蕭乾曾經也指出：文件翻譯和文學翻譯是兩碼事，前者不容許任何靈活，而后者神似比形似更可取。”

　　20世紀60年，中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提出了化境說”：文學翻譯的最1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能因為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保存原語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后來有人又提出了信達切'信達優”。切合事實謂切”，用最1好的譯語表達方式謂優”。本質上，信達切”是形似論”的延伸，都屬于異化說”，都要求譯文盡量保留原文的風格，向原文文化靠攏。信達優”是神似說”的發展，都接近于歸化說”。

　　20世紀80年，許淵沖提出了優勢競賽論”。他認為，翻譯是兩種語言甚至是兩種文化之間的競賽，看那種文字能更好地表達原作的內容;主張譯者應盡量發揮譯語優勢，即盡量用最1好的譯語表達方式，以便使讀者知之、樂之、好之。

　　1989年，辜正坤發表論文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破除翻譯標準一元論觀念，提倡翻譯標準多元化、系統化和互補性。認為，不同的翻譯標準表了譯作價值的各個方面，每個標準發揮自己功能的同時，也就是在和所有的標準相輔相成，起著彌補其他標準缺陷的作用。

　　2001年孫致禮在中國翻譯》雜志上發表文章，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一百多年里我國的文學翻譯是歸化占主導地位的，改革開放之后譯者的意識形態和我國文學里占支配地位的詩學”的變化是文學翻譯策略從歸化到異化發展的主要根源。他提出在實在不能異化時就不要勉為其難，提倡可能時盡量異化，必要時盡管歸化”。蔡平則主張翻譯應以歸化為主，同時他又指出：其實歸化和異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對抗性概念，而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翻譯策略和方法。”

鎮江譯林翻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由鎮江科技人員和其他城市翻譯精英合作成立的翻譯fu務實體。近年來為鎮江地區的翻譯fu務作出了顯著的成績。因而被各級領導和社會美譽為：人才薈萃、翻譯速度快、質量高、價格適中、信譽好。 我們這支強大的翻譯隊伍，擔任起各種語言的筆譯和口譯工作，為我市的外向型經濟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